近日，高校校园开放成为热门话题。大学教授吐槽“进自己学校都麻烦”，成为最新的案例。

北京某高校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：“我有工作证，我的车也有校内通行证，但这些都没用，我必须要扫码才能进自己任教的大学校门。”在他看来，大学应该开放，不仅应该让广大师生便捷地进出，而且应该向社会开放，而不是在疫情防控政策都调整以后，还沿用疫情期间的特殊政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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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说法代表了不少人的心声，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，大多数公共场所已经恢复自由进出状态，但许多大学的校园仍未向社会公众开放，保持着相对严格的入校管理规定。

“象牙塔”不等于与世隔绝

前段时间，一段游客质问深圳大学保安“深大是谁的”“为什么不让进”的视频引发热议。也有一些高校选择放开，如此前一度出现黄牛党兜售“入校门票”的同济大学，就于5月17日表示，校外人员无需预约即可凭身份证入校。此前，中南大学已明确人员进出学校无限制。

大学校园是否应该开放，多年来时有讨论。中国大学多有围墙，早期实行相对封闭的管理，直至上世纪90年代，随着时代发展，校园管控逐渐放松，大部分大学都已向社会开放。前些年更是常有“最美校园”的推荐，武汉大学的樱花是每年一度的“节目”，厦门大学与中山大学也是各自城市的必游景点。

不过，也因为“游客过多”等各种因素，一些大学实施“限客”措施，也因此引发争议。比如2017年，中山大学就曾因限制校外人员入校的规定而招致校友质疑。直至新冠疫情爆发，因应防控需要，高校普遍实施封闭管理模式。

许多人将大学比喻为“不被污染的象牙塔”，但“象牙塔”指的是对学问的尊重，不等于与世隔绝。大学需要的“安静”，是学子们可以沉下心来读书，而非将校门关上隔绝社会声音。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，绝不是当代大学生应有的生活。

放眼世界，知名高校多半没有围墙，院系分散于城市各处，与城市融为一体，这当中既有历史原因，也有督促学生接触社会的一面。中国高校普遍有围墙，是基于自身的历史原因和规划需要，无需刻意与国外高校比较，但让学生多多接触社会的导向是一致的。

同时，大学作为象牙塔，也有向外辐射教育价值的功能。在新冠疫情之前，利用周末、寒暑假或节日时间，带着孩子去参观大学，是许多家长激励孩子的一种方式。但就在五一长假期间，不少游客表示他们在名校门口吃了闭门羹。

大学校门的开放，本质是知识的开放。人类文明的进步，从来都不是在封闭系统内实现的，它离不开交流与碰撞，离不开思想的开放。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，被誉为最具现代大学气质的古代教育机构，它广纳诸子，成就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“百家争鸣”盛况。

北大曾有“来者不拒、去者不追”的学术惯例，蔡元培担任校长时，蹭课是北大一大风景。冯友兰曾回忆，“学校四门大开，上课铃一响，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，进去坐下就听”，沈从文也曾是北大的旁听生。

校园开放是大学精神的投射

从世界范围来看，每座古老大学的发展，都是一个社区化的过程，以教育丰盈校园，继而以教育感染整座城市，最终缔造一个个大学城。

即使是有围墙的大学校园，与周边社区乃至整座城市也存在着“文化共存”，是相辅相成甚至唇齿相依的关系。大学与城市、师生与市民，也理应相互哺育，在共存中构建良好氛围。也只有这样，大学作为学术枢纽的地位才得以存在，学生的社交和实践、学术方面的探讨才能实现。

人们所熟悉的那些大学校训，如海纳百川、兼容并包，都在强调这种开放理念。从这一点来说，作为物理屏障的大学校门，原本就是第一个不该关闭的，大学校园的开放是大学精神的基本投射。

此外，公立大学的建设依托于公共财政，是社会公共资源，自然也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责任。向社会面合理开放公共教育资源，也是推动教育辐射、推广科学精神与文化氛围的重要渠道。近年来国家对大学基础设施的高投入，也使得许多大学校园兼容人文、历史和生态等因素，完全可以成为市民的休闲去处。

当然，大学的本质功能是教育，校园的开放并不是没有限度的，也不能无序化，把大学真的变成景区。过分景点化、游客素质的参差不齐，都会干扰师生的正常生活，破坏大学的教育功能，还会带来安全隐患。

武汉大学之所以在赏樱季实施各种措施，也正是基于这些方面的考量。有专家就曾指出：“倡导大学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时代，受制于资源有限和人文素质问题，校园开放过程中遭遇的尴尬局面，依然是当前我国公立大学开放过程中无法妥善化解的痼疾。”

只是面对这些难题，大学不应该消极对待，而是应该立足于社会需要和引导民众，制定有效措施，在社会公共议题中表现出足够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向心力，不能简单自我封闭了事。

不可否认的是，在疫情政策调整之后，大学校门的封闭更多是一种管理惰性，是过去三年的路径依赖。同时，校园开放后风险防控的责任边界，也存在不够明晰的一面，多少束缚了大学的手脚，使管理方因此而保守。但这一切都不是直接将大门关上的理由，希望同济大学的“放开”，能传导至更多高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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